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

(17)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雅斯贝斯用了一节的篇幅讨论出现轴心时代的规律性依据，最终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18)。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

它必须给西方人、亚洲人以及一切人都带来信念，而并不依靠特殊的信仰内容，因而能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一种共同的历史观点。他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三代政事以六经为典要，而学统即道统即政统，官师合一，政学合一。(53)而柳诒徵的比较范围，则是今人所常言的四大文明古国。前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曾以先秦学派与古希腊相比，而在此书的开篇总论中，梁启超是另有一番比较的：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

因为有了截断众流，自然便有婢作夫人。①1972—1973年由史华慈（B.I.Schwartz）召集的讨论会（罗马和威尼斯），1982—1983年由艾森斯塔（S.N.Eisensdnt）参加和召集的讨论会（美国新墨西哥州、德国和以色列），都对轴心时代作了专门的推介。所谓干政，就是说的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

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张君劢而论，众所周知，他一方面倡导现代新儒家的新宋学。李教授不认同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教授本人正是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传人。这里我不得不说：至少就政治儒学而论，比起 20 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来，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这样的称谓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 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方克立先生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

台湾的李明辉教授曾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引起了大陆一些儒者对其不认同的不认同。我本人就大致认同李教授在这个层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说：在我看来，儒家和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肯定的。

第三，上述两点意味着，当代儒学必须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和伦理—政治之类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回归生活本源，面向当代生活即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则不仅无法容纳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而且无法完成为之奠基的形而上学重建的历史任务，势必沦为时代的弃儿，甚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谓政治儒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以《政治儒学》为代表作的蒋庆那一套思想观点。所以，有学者已指出：要严格区分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学。这样的人物尽管不是太多，但也绝非一小撮人。

他认为：在先秦以后，儒家分成了两支。三、大陆新儒家的思维模式问题 确实，大陆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关于儒学的认知模式，就是将儒学归结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主张政治儒学，拒绝心性儒学。但同时，我认为李教授的观点还是不够透彻的： 首先，不仅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不可能分离，而且整个儒学并不是心性儒学 / 政治儒学这样简单的划分就可以概括的。大陆新儒家也非完全没有自己的心性儒学。

确实，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对李教授的观点，我之所以只是大致认同，因为李教授的视野也是有问题的。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基本认同。第二，该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仅限于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四人，那是因为方教授特别看重那次阳明精舍儒学会讲，认为具有标志意义，而当时参加那次会讲的知名儒者就这四位，并不是说当时大陆新儒家就只有这四人。

综上所述，我对大陆新儒家的未来发展有几点基本的判断： 第一，在形下的层级上，当代儒家的政治哲学必须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否则儒学迟早必定为时代所唾弃，不论当前如何虚假繁荣。除了那些后来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不都是大陆新儒家吗？他们的位置放在哪里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大致认同的：确实，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在概念上存在歧义。反之亦然，心性儒学作为一种形上的观念系统，也不可能没有形下的现实政治考量。他驳斥了蒋庆关于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的观点：我也不赞同他们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而大陆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干脆抛开形而上学，这不仅是因噎废食，而且其思维模式其实显然仍旧在这种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我之前也公开讲过，港台的新儒学界怎么会没有政治儒学呢？他们不能只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学，除了牟宗三之外，还有张君劢，他本身就是个政治学家。

其次，进一步讲，尽管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即通常所谓宋明理学，都是从思孟儒学发展而来的，但思孟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外王、政治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所处理的是王权社会、宗法社会、贵族社会的伦理政治建构问题，而宋明理学所处理的则是皇权社会、家族社会、君主专制社会、官僚社会的伦理政治问题（而且是该历史时代的后期的问题），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犹如今天的民权社会是又一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问题。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

至于大陆新儒学，则只是大陆新儒家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学术，即其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从内圣、所谓心性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其实并非宋明理学那样的先验形而上学，例如孟子的思想就决不是宋明理学那种简单的性本情末性体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是让四德心性本体发源于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

张君劢的政治儒学比蒋庆他们的高明多了。上述四人以及大陆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确表示过，他们与现代新儒家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而这是符合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实际情况的。

他认为：在孔子那里，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方面都存在，而后来儒家本身就分裂了。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黄玉顺。李教授的批评对象主要是蒋庆，但蒋庆远不足以代表大陆新儒家，而仅仅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所以，这里我特别想指出一点：大陆新儒家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一个学派，不是统一的思想派别。

换言之，这样的大陆新儒家，就是儒学在当代的代言人，犹如现代新儒家就是儒学在 20 世纪的代言人。其中有些人是真睡着了，有些人则是装睡着了。

对此，李教授批评道：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并不确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陆新生代儒家大陆新儒学等，都不是大陆新儒家的提法。

拜读完这篇访谈之后，我不得不说：对李教授的不认同态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认同的，尽管有所保留。这些人并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评的对象。

他们唯一的底线共识恐怕只是认同儒家而已，而且他们对儒家或儒学的理解实在大相径庭，于是就有了原教旨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儒家，都属于所谓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怎么会只局限于心性儒学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大致认同。例如我本人的中国正义论，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儒学。广义的则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学。

实际上，大陆新儒家当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学理念与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难道仅仅是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吗？例如李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的张祥龙教授，是不是大陆新儒家？ 这里有必要弄清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

为政正是儒学的秉赋，即儒学是务为治者，此乃儒学常识。大陆新儒家致力于政治儒学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观点的差距甚大。

他心目中的大陆新儒家，是与港台新儒家相对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留在大陆的儒家。从外延看，大陆新儒家主要是指自21世纪以来、活动于中国大陆的儒家。